名宗溥，以字行，1887年出生于温州城区一富商家庭。早年勤学，力争自力外出读官费学校。1910年离家求学，一次为了争取有酬金的考试，他不顾山路崎岖，长途跋涉到福建参加考试，并且取得优异成绩，但是有其他考生嫉妒他是外地人占了酬金名额，遂几人起哄将他撵回。徐赤文从中愈发体会到求学的不易，因而在以后漫长的生活历程中，形成了勤俭刻苦的习惯。1912年徐赤文终以官费考入北洋大学，后于民国五年十二月以平均分86.47的成绩从北洋大学土木系戊班毕业，平均分专业排名第二，这个成绩在以严谨治学著称的北洋大学中是十分优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徐赤文的专业知识十分扎实。即使在毕业后，徐赤文也没有停止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历史久远仅笔者能检索到的就三十余篇，如《河北各河之冰期水文测量》、《华北气象之概况(附图表)》、《华北五大河十八年洪水之情形与十三年洪水之比较》等

(徐赤文在学期间在《北洋大学校季刊》中发表的全英文文章节选)

      徐赤文毕业之后，一腔赤诚之情从未因时光而变迁。在《申报》中记载在1922年夏秋，浙江全省遭遇了“壬戌”特大水灾，徐赤文和友人一起赴杭与时任浙江督军的卢永祥商讨，为拆坝筑桥筹集钱款，最终卢永祥同意“急赈附捐以三个月为限，以后附捐，应归建桥之用”；1925年，徐宗溥与高云麟、叶尔恺等浙人联名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敦切转告张、陈两军长，严饬所部军队，万弗接近孙军，致生误会，再起兵端”，呼吁和平保境爱民；徐赤文一直心系母校，《北洋半月刊》中曾报道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北洋校友会的成员，并且被选为后补执委；1935年的《北洋周刊》中记录徐赤文为北洋大学图书馆的重建捐款100元，要知道在1930年前后，一斤面的价格只是0.07元；徐赤文工作后职级迭升，待遇很好，可是他平时生活简朴，把节省的钱储存起来用于急需，他常说“不该用的钱，一分也要节省，该用的钱再多也得花”，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带头一次性购买抗日救国公债二万元，被传为佳话；徐赤文秉性耿直，1948年，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现象不满，便辞去华北水利委员会要职回到家乡温州。即使到了古稀之年，徐赤文依旧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与马寅初、竺可桢、童第周、陆士嘉等其他20位科学文化界代表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印度干涉我国西藏事务恶劣行径的联合发言，此联合发言在1959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首次发表，后被收录在《新华半月刊》中。

       徐赤文在家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温州水利非常热心支持。1917年，他大学毕业逗留家乡之际，就开始活动温州城河疏浚事宜，他奔走联系各界人士，争取当局温处道尹黄涵之的重视，疏浚城河，增设陡门，提高排涝排污能力。1933年，徐赤文回家探亲期间，再次筹划温州城河工程，新建三角城头，象门河等两座水闸。1950年，作为当年浙江全省四大工程之一、温州市解放后第一个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的灰桥陡门建造工程开展，市政府聘请徐赤文为该项目的工程技术顾问。项目同年3月15日正式动工，4月下旬竣工，比原计划70天的工期提前20多天完工。完工后即来大水，开闸使用效果很好，工程也经受了之后五十多年的时间考验。徐赤文于1952年担任温州东郊杨府山、筲箕涂的江堤修建工作。此工程地处两河交汇，水流急，漩涡多，由于长期受潮水侵蚀，堤岸塌落，水害严重。传统的抛石或沙袋的奠基方法，均被冲击力的极大水流冲走。徐赤文凭借扎实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想出妙计，建议就地取材，设计制作直径80-100公分的竹笼，内装“蓈茨柴”（蕨类植物），上放石块压扁，沉入河底作基脚，挡住急流可起到阻塞作用，由此层层堆叠，向外延伸，形成一条1000余镇浪安澜的“长龙”，根治了水患，此方法一度在各地推广，广为流传。

参考文献：